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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天与货币打交道，却时常觉得与它充满了“距离感”。当数字形态的货币逐渐走进生活，当政策调整与每个人的钱包、就业、消费息息相关，如何看懂货币背后的逻辑成了值得细究的话题。

　　由比利时两位深耕金融政策领域的权威学者联手创作的《货币之手》本身就是解读货币逻辑的重要载体；而作为深度参与该书翻译与研究的学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何平教授也为我们带来了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洞察的思考。

　　与何平教授的对话或许能让大家卸下对“货币与政策”的陌生感，看见货币里藏着的时代温度与民生考量。

　　上观新闻：您翻译了《货币之手》一书，首先想请您和我们分享，您对这本书的初印象如何？除了作者约翰·范·奥弗特韦德身为欧盟金融与货币事务“掌舵人”这一特殊身份外，还有哪些细节让您觉得值得投入精力来翻译它？

　　何平：我最先拿到的是这本书的英文初稿节选，初读就感觉它和市面上常见的经济学著作不一样——它不是纯理论推导，而是用大量决策细节和场景还原，把货币政策制定的“黑箱”打开了。比如书中提到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当晚，美联储内部关于是否启动紧急流动性支持的争论，有具体的参会人员发言记录，甚至包括不同官员的立场分歧，这种“第一手资料”在学术著作里很少见。

　　作者的背景确实是重要原因，像你说的约翰·范·奥弗特韦德是比利时财政部前部长、欧洲议会预算委员会主席，另一位作者斯汀·罗切身为比利时弗兰德财政部长政策顾问，他们都亲身参与过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的应对决策。但更吸引我的是书中的“批判性视角”——很多央行官员写的书会回避政策失误，而这本书直言不讳地承认2008年后非常规货币政策确实“埋下了债务泡沫的种子”，这种坦诚对专业研究者来说非常宝贵。我当时就想，把这些内容翻译过来，不仅能让国内读者了解国际货币政策的真实运作，也能为中国货币政策实践提供参照，所以很快就答应了翻译工作。

　　上观新闻：这本书在欧美出版后，《金融时报》《经济学人》都给出了很高评价，称其“填补了货币政策实践与公众认知的鸿沟”。结合您的翻译过程，您觉得这本书在内容呈现上，是如何做到“填补鸿沟”的？

　　何平：这本书最关键的做法，是用“故事化叙事”拆解复杂的货币政策工具。比如讲量化宽松（QE）时，它没有直接解释“央行购买长期国债以压低收益率”的理论，而是以2009年美联储推出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QE1）为例，详细描述了操作流程：从美联储与华尔街投行的债券购买谈判，到资金如何通过银行体系流入实体经济，再到普通民众感受到的“房贷利率下降”变化，整个链条讲得很通俗。

　　本书还有一章专门讲“货币政策的传导延迟”，书中列举了2013年美联储“缩减恐慌”的案例：当时美联储只是暗示要减少QE规模，新兴市场就出现资本大规模外流，印度、印尼等国货币汇率暴跌。书中用数据对比说明，从政策信号释放到市场反应，仅用了72小时，但对这些国家实体经济的影响持续了整整两年。这种用具体数据和时间线呈现的案例，能让大众直观理解“货币政策不是即时生效，且有跨境外溢效应”，这比单纯讲理论要清楚得多。

　　上观新闻：作为货币银行领域的研究者，您在翻译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专业术语本土化”的难题？比如书中一些欧美特有的货币政策工具，如何翻译才能让中国读者既准确理解，又不觉得晦涩？

　　何平：确实遇到过不少这类问题。比如书中反复提到的“Forward Guidance”，直译为“前瞻性指引”，但国内读者可能不明白它的实际作用。我们在翻译时，特意补充了括号说明“央行对未来政策走向的公开承诺，以引导市场预期”，还结合中国央行的实践举例——比如2022年中国央行提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其实就是一种简化版的前瞻性指引，这样读者就能对照理解。

　　还有“Zombie Bank”（僵尸银行）这个概念，书中指“因坏账过高濒临破产，但靠央行救助维持运营的银行”。考虑到国内读者对“僵尸企业”更熟悉，我们在翻译时特别注明“类似中国语境中的‘僵尸企业’，但特指金融机构”，并补充了日本20世纪90年代金融泡沫破裂后，大量僵尸银行拖累经济复苏的案例，帮助读者建立关联认知。这些细节处理虽然耗时，但能让专业内容更易被大众接受，也符合这本书“联结实践与认知”的定位。

　　上观新闻：这本书中，您认为还有哪些观点对国内学界研究或政策实践具有特别的启发意义？

　　何平：书中关于“货币政策道德风险”的讨论，对中国当前的金融风险处置很有启发。作者在书中提到，在美国，2008年后央行频繁救助危机机构，导致市场形成“大而不能倒”的预期——比如2019年美联储救助硅谷银行时，市场几乎没有恐慌，因为投资者默认央行会兜底。这种预期会让金融机构更敢冒险，比如过度加杠杆、投资高风险资产，反而加剧系统性风险。

　　对照中国来看，过去几年我们也在处置中小银行风险、房企债务问题。书中的观点提醒我们，救助政策要把握“度”：既要避免风险扩散，也要防止“兜底预期”固化。比如2023年中国央行对部分房企推出“保交楼”专项借款时，明确要求“优先用于已售项目建设，不用于新增投资”，就是在控制道德风险——既保障购房者权益，又不让房企觉得“可以随意违约”。这种“精准救助”的思路，和书中强调的“货币政策要兼顾稳定与约束”不谋而合。

　　上观新闻：作者在书中梳理了很多历史金融事件，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12年欧债危机，您觉得这些案例对我国构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尤其是在“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借鉴价值？

　　何平：书中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复盘，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特别有参考意义。书中提到，当时泰国、韩国等国因为实行固定汇率制，又放开了资本账户，当国际游资大规模撤离时，央行耗尽外汇储备也无法维持汇率稳定，最终被迫贬值。这个教训对中国的启示是：资本账户开放必须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同步推进”，不能急于求成。

　　中国这些年的做法也体现了这一点：比如2015年后我们没有盲目放开短期资本流动，而是重点推进“沪港通”“深港通”等长期资本渠道，同时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让汇率更具弹性。2022年美联储激进加息时，中国虽然面临资本外流压力，但外汇储备保持稳定，人民币汇率也没有出现“断崖式贬值”，这正是因为我们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构建了“汇率弹性+ 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的双重防线。书中还提到，韩国在危机后建立了“外汇流动性互助机制”，中国2023年与东盟国家扩大本币互换规模，其实也是类似的风险防控思路，都是通过区域合作降低对单一国际货币的依赖。

　　上观新闻：尽管书中呈现了大量实例，可在很多读者看来，货币政策仍然显得“神秘”。

　　何平：这种“神秘”有多个来源。一方面，社会公众对于货币政策功能存在误解。常见的误解有两种，一种是认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熨平经济波动，但在经济、金融危机时刻，货币政策可能会束手无策。这种片面认识其实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功能，原因是大家对经济生活中较少出现的危机以及货币政策在其中应发挥的作用不太熟悉。

　　另一种误解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货币政策是万能的，只要央行敢于“大水漫灌”，就可以解决经济衰退问题。这几年，每当经济增速稍有放缓，网络上就有不少声音呼吁央行“开闸放水”，觉得只要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经济就能立刻好转，却没考虑到其中复杂的经济原理和潜在风险。

　　而且，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很难完全按照理论来执行。还有一些货币政策背后不可言说的真相，这也加深了它的神秘感。但其实，只要理解了背后的逻辑，还是很容易解开这些困惑的。

　　上观新闻：书中对比了2007—2009年次贷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时的货币政策，这两次危机里货币政策发力的核心方向有什么不一样吗？

　　何平：我在研究中一直强调，货币政策不能一刀切，得看危机的根源在哪儿。次贷危机的问题很明确，是金融系统内部出了乱子——美国当时搞的那些次贷产品，把居民房贷包装来包装去，坏账一爆发，银行手里全是“有毒”资产，根本不敢放贷，整个市场的资金循环都断了。所以那时候货币政策的核心只能是“救金融”，就像书中写的，央行得主动出手，把银行手里的坏账接过来，帮银行把流动性盘活，让钱能重新流到企业、流到个人手里，这是“修管道”的活，管道通了，经济才能转起来。

　　疫情的情况不一样，不是管道堵了，是大家没法用管道了——工厂停了、商店关了，企业想生产没工人，居民想消费没地方，银行手里有钱也不敢放，怕放出去收不回来。这种时候“放水”没用，钱趴在市场里，只会推高物价、房价、股价，进不了实体经济。所以两次政策方向本质上是对着不同问题来的，一个是修管道，一个是等大家能正常用管道，不能混为一谈。

　　上观新闻：这两次危机后，很多国家都用了“放水”政策，但效果差别挺大。对普通人来说，怎么判断政策到底有没有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何平：我常跟学生说，看货币政策别光看“放了多少钱”，得看钱最终到没到普通人的口袋里。次贷危机后，央行救了金融系统，银行敢放贷了，企业能拿到钱扩大生产，那大家找工作、涨工资的机会就多，这时候政策是真真切切帮到了生活。

　　但后来有些“放水”就走偏了，钱没进实体经济，全跑到资产市场里去了。我之前也提过，这种情况下，手里有房子、有股票的人，财富能跟着涨；但靠工资过日子、没多少资产的人，不仅没好处，还得承受物价上涨的压力，生活成本反而变高。这就是货币政策的“财富分配效应”，对普通人影响太大了。所以大家看政策，要多关注就业、工资、日常消费这些跟自己息息相关的领域，这些领域有动静，就说明政策真的落地了。

　　上观新闻：书中提到有些国家“放水”会影响其他国家，比如买进口商品可能变贵。您一直强调中国货币政策要“保持独立性”，在应对这种外部影响时，核心思路应是什么？

　　何平：中国的货币政策从始至终都得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不能跟着别人的节奏走。有些国家大量印钱，它们的货币贬值了，我们买它们的东西自然会变贵，但中国不用跟着印钱——我们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能自己生产大部分民生商品，不用完全依赖进口，这是我们的底气。所以这些年，就算外部有通胀压力，国内的物价也能保持稳定，还能给全球提供物美价廉的物资，这就是不盲目跟风的好处。

　　另外，我也一直主张，要减少对单一国际货币的依赖。比如这些年我们和很多国家推进本币结算，就是为了在某些国家“放水”的时候，我们受的冲击能小一点。本质上，就是不把经济稳定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靠自己的实力扛住外部变化，这才是最稳妥的。

　　上观新闻：现在有些国家开始收紧政策，比如加息、缩减支出，这对中国人的理财、买房会有影响吗？大众该怎么应对？

　　何平：影响肯定有，但不用慌，中国的政策会优先保国内稳定。有些国家加息后，国际上的资金可能会流过去，但我们不必跟随，下调利率可能是更好的选择，普通人买房的房贷利率、借钱的成本，说不定能更划算，这是好事。另一方面，要注意那些跟国际市场挂钩的投资品，比如一些海外基金、股票，可能会因为别人的政策变化出现波动，这是需要留意的。

　　我给普通人的建议是，理财别跟风，多关注国内经济相关的领域，比如消费、实体经济这些跟我们生活离得近的领域。而且我国的政策会通过调整利率、保障民生商品供应这些方式，减少外部变化的冲击，大家不用太担心，跟着国内经济的节奏走就好。

　　上观新闻：您最初希望普罗大众、政策决策者和学者都能从这本书中有所收获，现在翻译完成后再回头看，您觉得这三类读者分别能从书中获取哪些最核心的价值？有没有针对不同读者的阅读建议？

　　何平：对普罗大众来说，最核心的价值是“看懂货币政策与自己的关系”。书中用很多生活案例讲清了货币政策如何影响财富分配——比如2020年美国推高股市，持有股票的高收入群体财富增长30%，而靠工资生活的普通人仅受益于0.5%的工资涨幅，这种对比能让大众明白“央行放水不是所有人都受益”。我建议大众读者优先读“货币政策的日常生活影响”章节，这些内容能帮他们在理财、消费决策中避开误区，比如不要在货币宽松周期盲目加杠杆买房，也不要在通缩预期下过度储蓄。

　　对政策决策者而言，书中的“国际政策失误复盘”最有价值。比如书中详细分析了欧债危机时，欧洲央行最初坚持“紧缩政策”导致危机恶化，后来调整为“宽松+财政协同”才稳住局面，这对中国当前处理地方债务、房地产风险有直接借鉴作用——单一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必须和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形成合力。我建议决策者重点读“危机应对的政策组合”章节，尤其关注书中总结的“三不原则”：不盲目追随国际政策、不忽视政策外溢效应、不低估文化对政策的影响，这能帮助他们在复杂经济环境中保持政策独立性。

　　对学者来说，书中的“政策决策过程记录”是难得的研究素材。过去学界研究货币政策多依赖公开数据和模型推导，但这本书披露了很多未公开的决策细节——比如2012年欧洲央行内部关于“是否购买希腊国债”的投票分歧，有官员担心“道德风险”，也有官员强调“系统性风险防控”，这种多元视角能让学者跳出纯理论框架，更理解政策制定的现实约束。

　　上观新闻：您之前提到中国文化中的“中庸”理念会影响货币政策，书中也对比了东西方文化对政策的不同影响。文化理念如何具体影响货币政策的“民生导向”？

　　何平：书中提到，东亚文化强调“政策的社会公平性”，这和中国“金融为民”的导向高度契合。比如日本央行在制定政策时，会特意考虑“老年人储蓄收益”——2023年日本维持低利率时，同步推出“老年人专项储蓄产品”，避免低利率损害老年人利益，这就是文化理念影响政策设计的典型案例。

　　中国的“中庸”理念体现在货币政策上，就是“不搞极端宽松，也不搞过度紧缩”，始终把民生需求放在优先位置。比如2024年中国面临通缩压力，央行没有简单“放水”，而是推出“消费贷利率定向下调”，重点支持汽车、家电等民生消费领域，同时通过“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保护储户利益，避免储户因利率过低受损。这种“兼顾增长与民生”的政策思路，和书中强调的“货币政策要平衡效率与公平”完全一致。

　　书中还提到，西方文化更注重“市场自由”，货币政策多以“通胀、就业”为核心目标，而东亚文化更注重“社会稳定”，会将“民生保障”纳入政策目标。这一点能解释中国为何在货币政策中加入“普惠金融”要求——比如2023年央行要求商业银行“普惠小微贷款增速不低于20%”，就是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流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民生领域，这种做法虽然可能降低部分金融机构短期收益，但符合中国文化中“共同发展”的理念，也让货币政策更贴近民生需求。

　　上观新闻：当前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货币（如数字人民币）的发展对货币政策传导和市场沟通都带来了新挑战。结合书中关于“货币形态与政策演变”的讨论，您觉得应该如何利用数字货币优势改进货币政策，同时做好公众沟通？

　　何平：书中提到，“货币形态的每一次变革，都会重塑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从金属货币到纸币，再到电子货币，央行调控货币的方式一直在变，数字货币只是这种变革的延续。数字人民币的优势在于“可追溯、可编程”，这能解决传统货币政策“传导不精准”的问题，比如央行可以通过数字人民币的“智能合约”功能，将资金定向投放给小微企业，确保资金不被挪用，这比传统的“降准”“降息”更精准，也能提高政策效率。

　　然而，在公众沟通方面，数字人民币的“陌生感”容易引发误解，比如有人担心数字人民币会“监控消费”“取代现金”。书中强调，“新货币形态推广时，透明化沟通比技术宣传更重要”。中国在试点数字人民币时，应该借鉴书中的“场景化沟通”思路：比如在超市、菜市场等民生场景推广数字人民币支付，同时通过工作人员讲解“数字人民币与微信、支付宝的区别”“个人信息保护措施”，让公众在实际使用中消除顾虑。

　　上观新闻：最后，您觉得《货币之手》这本书对中国未来货币政策发展最核心的启示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总结这本书的价值，您会怎么说？

　　何平：最核心的启示是“货币政策没有万能公式，必须结合本国文化、经济结构制定”。中国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通胀目标制、量化宽松工具，而要立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结合中国文化中“中庸”“务实”的理念，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货币政策——既要维护金融稳定，也要保障民生需求；既要应对短期经济波动，也要着眼长期结构改革。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我会说：《货币之手》不仅揭开了货币政策的神秘面纱，更教会我们用“现实视角”看待货币——它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联结经济、文化与民生的纽带。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让货币政策真正服务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